一、不想堵車才騎自行車

簡單的說我就是賣米粉的，我的店叫伏牛堂，今年4月4號成立。最早是由我和三位小伙伴，湊了10萬塊錢，找了高大上的環球金融中心的地下室的拐角，開了一家30平的、比路邊攤好一點的牛肉米粉店。到今天伏牛堂運作三個月，我們更好、更強大的朝外SOHO店也開起來了。三個月，我們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呢?

首先團隊成員從原來的4個人變成了現在的14個人，以及場所由最早的30平方變成了現在的180平方。短短三個月，我們的人員翻了將近300%，場地面積翻了將近400%。我遍查人類發展史，達到這樣快速發展的組織好像只有一個，就是我們黨。所以目前來看，伏牛堂還是一個比較有前途的企業。

現狀看來比較風光，但不妨把鏡頭倒回三個月前，看看我們的苦逼歲月。我們是怎樣開始的?以及我們為什么要賣米粉?

說到賣米粉這個話題非常沉重，因為就在半年前，我還是一個應屆畢業生，面臨著找工作的問題，從來沒想過創業。我學金融法，工作去向很窄，苦逼的人去金融街，牛逼的人去投行。所以找工作時，我產生了兩個困惑。

第一，所有人都去投行搞金融，誰來搞實體?投行的錢投給誰?我發現現在不是項目招投資人，而是投資人追著項目跑，錢沒地方去。

第二，當所有人都去擠僅有的幾個選擇時，卻有大把的工作沒有人做。這就像我每天去伏牛堂上班，路過國貿時的一個場景：三環路上永遠在堵車。國貿是個好地方，大家都想去，可更有可能的結果，不是大家都到了這個好地方，而是都堵在了通往好地方的路上。

所以每天早上八點半，我最爽的一件事，就是騎著我的破二手自行車，慢悠悠把一輛輛奔馳、寶馬、豐田、本田甩在身后。創業對我而言，更像是一個被動選擇，我不想堵車，所以選擇騎自行車。我們是非主流創業者，被逼出來的，恐懼一種生活，所以選擇另一種生活。我們知道如果做不好，只能苦逼的回到不想過的生活上去。

這就是我創業的初衷。決定賣米粉時，心里壓力非常大。碩士畢業出來賣米粉，怎么跟老師、朋友、周圍人說?困惑很大，心理負擔也很大，幾宿幾宿地睡不著覺。直到有一天，我北大的導師吳先生給我講了一個50年代中國發生的事情。

時任國家主席的劉少奇，接見北京的一位掏糞工人。他是全國的勞模，當時劉少齊主席握著他的手說了一句這樣的話：“你我本無不同，只是分工有別，都是為人民服務。”這個故事是一個50后講給我這個90后聽的一個發生在50年代的故事，居然給了我非常大的觸動。他給我傳達了這樣一個信息：一件再小的事，只要肯用心去做，做一輩子，最后都會實現你的個人價值和社會價值。

二、別拿互聯網思維說事兒

很多人說伏牛堂是一個互聯網思維經營的米粉店，對于這種論調，我只有兩個字回應，呵呵。我們就是一個賣米粉的，最終吃到嘴里的就是一碗米粉。所以要澄清一下，我們是一個非常傳統的米粉店，雖然在今天這樣一個互聯網平臺上演講，但跟互聯網關系真心不大。

但是作為一群在互聯網時代從事傳統行業創業的年輕人，互聯網到底有沒有給我們帶來改變呢?這一點我不能否認，互聯網確實對我們的商業是有影響的，但僅局限于三點：

第一，借助互聯網吸引人流。我們只有10萬塊錢，10萬塊在北京找一個像樣的地方，搞裝修、搞風格，基本是不可能的事。找來找去最后找到環球金融中心地下室的拐角，一個沒有人敢接盤的地方。但是我們一看樂了，這就是我們要的地方，一流的商圈、十流的位置。我們相信互聯網可以給我們引來人流，所以愉快地選了這兒。

第二，借助互聯網精確找到消費者。湖南米粉在過去的一百年間，都沒有在北京打開過市場，因為它又油又辣，根本不是北方人的菜。包括今天也有很多人給我們伏牛堂提建議，說你的米粉太辣了、太油了等等，但是我的米粉依然是這么油這么辣。因為我清楚地知道，在這個互聯網時代，我能精準地找到北京大約30到40萬接受我這個口味的湖南人。我不需要滿足2000萬人的胃，我只需要堅持做我自己就好了。

第三，借助互聯網保持核心競爭力。傳統的餐飲是封閉、保守的，它全部的核心秘密在于廚房，廚房的核心秘密在于招牌菜的配方。可是對我們而言，我的廚房是開放、公平、包容的，伏牛堂的核心配方我們會以漫畫的形式，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告訴大家，如果感興趣甚至可以來伏牛堂找我教你。我清楚地知道，既使我交了這個配方，明天我旁邊出現伏豬堂、伏雞堂、伏狗堂，但跟我們是不一樣的。因為我們真正的生機在于我們運營了三個月，我們有了8個QQ大群、3個微信大群，以及微博上這將近1萬人的湖南人的粉絲群體，這才是我們真正的核心競爭力。

這三點是互聯網對伏牛堂這樣一個傳統餐飲企業帶來的改變，但遠遠沒有到思維的層面上。如果一定要用一句話總結互聯網對我們的影響，我總結了一句這樣的話：互聯網為我們4個一無所有的年輕人，提供了一個在一無所有的時候堅持做自己的機會。要知道在傳統時代，一個人沒有資本，面對強大的社會與現實，要談自己、做自己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但至少現在看起來，我們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