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新要與穩定和高質量的批量生產相結合

在制造業方面，前不久承載著中國大飛機夢的C919下線，但一些人質疑其發動機不是國產，相信聯想在當年也遇到過如此質疑，您怎么看？

柳傳志：飛機跟電腦一樣，有的部件用這家企業生產的，有的用那家企業的，連蘋果手機里的很多東西也是向臺灣廠商定制，所以這并不奇怪。大飛機出來以后，我格外看重的首先是能不能穩定地、高質量地批量生產，這其實是對中國工業能力的一個重要考驗。我們過去軍品的某些性能做得很好，但那只是一定程度的突擊整合，而不屬于常規的高質量的嚴格控制。

所以大飛機首先一定要能保證旅客航行的安全，然后再針對其中一些重要部件有所突破，特別是發動機等等。過去我們國家的科研工作者喜歡強調產品某些性能的指標如何如何，認為那才叫創新，但做完了以后，你若不能保證產品的高質量，并在性能價格比合適的情況下賣出去的話，那是沒用的。當年我在計算所做電腦，多少技術人員湊出一臺電腦來，但成本極高，其實那是沒有用的。

我一定會去坐一坐我們國家的大飛機。我覺得大飛機的下線是一個好的開頭，希望我們國家產學研聯合起來以后，能把高科技創新和業務模式的創新組合到一起，真的變成生產力，變成產品，這才是最重要的。在這個基礎上，再針對一些關鍵的元器件，力求一項一項攻克下來。

談到創新，華為做得也非常好。在剛結束的“讀懂中國”論壇上，張高麗副總理提到了兩家企業，一家是聯想，一家是華為。您怎么評價華為和任正非先生？

柳傳志：特別謝謝張副總理。我非常尊敬老任，我們同歲，又一起在部隊里工作過，后來辦的企業又都是屬于高科技企業，有共同的經歷。我覺得華為做得非常出色。另外老任這個人也非常正直。

您專門寫了《讀任正非的“我的父親母親”有感》，談到文革時期的艱難。您從未因坎坷而抱怨，反而做出大成就回饋國家，這其中最大的原因是什么？

柳傳志：我們那個年代的人，都對民族、對國家有一種很深的感情，想多做一些事情。任總大概也一樣，他也有這種感慨。如果不是改革開放，可能我的父兄、師長這樣有才華的很多人，都會被埋沒了。我們趕上了改革開放這么一個時代，就應盡其所有去努力工作，我覺得沒有更多可選擇的路。

今天年輕人的眼界更開闊，知識也相對來說很碎片化，大家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有所選擇。但當年咱們就是一匹馬戴眼罩，按照前面的這條路一直走下去。在我的那些從文革時期過來的朋友和同學中，有的分到三線艱苦地區，就一直在那里工作了很多年，家庭長期兩地分居，這樣的例子很多，但大家抱怨的不是特別多，而感到幸運，認為“我還正趕上這時候，還能做一番事”的人更多一些。

我也遇見過個別抱怨的，十幾年前在一個座談會上，有一個朋友年齡比我小十幾歲，改革開放以后到國外念書，后來回來辦個企業，他覺得今天的一切都是應該的，比如他說“干嗎老提改革開放要感謝什么”，他認為這個“完全沒必要，這都是最正常的，不這樣就不正常”。當時在會上我和他就發生了辯論，在場的幾個人觀點都跟我一樣。

以前一直講階級斗爭，到后來講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對中國是一個巨大的變化，到今天想想我還覺得震撼。以前我們上班坐在那，每天的政治學習是最正經的事，其他的工作反而是不重要的事。后來，大家開始專心專意發展經濟。我曾說過一個例子，1978年、1979年那會兒吧，有一次我在《人民日報》上第一次看到了一篇講養牛的文章，把我嚇了一跳，覺得這個世道真的是要變了，因為在以前，《人民日報》怎么可能登這種文章呢？

我們了解上世紀80年代初的時候所進行過的那些辯論，中國確實有一個往哪條路走的問題，那時候包括吳敬璉先生，厲以寧先生，這些經濟學家都站出來說話。這也使改革開放的道路能得以有一個理論上的支撐，中國走上這條路，不是很容易的事，所以我覺得是改革開放給了我們一個好的大環境。

“八項規定”嚴格執行后，整個官場作風確實清廉很多

除了深化改革，您覺得我們這個國家當下最需要的東西是什么？

柳傳志：中國將來除了要成為一個世界經濟強國，也應成為一個值得信賴、受人尊敬的國家，那會在世界上更能挺得起腰桿。僅僅經濟強大是不夠的，確實要有自尊，要有追求。怎么能夠讓人們更有凝聚力？我覺得這是黨和政府為中國的長遠發展，為這個民族能夠屹立于世界要考慮的問題。

經濟問題的解決使得中國人能夠在世界面前說得起話，這點其實還是非常重要的。80年代我們去香港時，都帶著一箱子內地產的方便面，是想攢點錢給老婆、孩子帶點簡單的生活用品什么的，這在當時很受外邊人的嘲笑。但確實人窮就容易志短，那時候在國內的一些窗口公司的人，很容易被人家的小錢打動，結果在做大交易的時候讓國家吃了虧。

我從不為這些小錢所動，所以在和香港人聯合辦香港聯想的時候，真的是說一句是一句，公司果然辦得很好。經濟上富了以后，對文明的建設是有很大好處的，過去說中國人愛隨地吐痰，你叫他兜里擱餐巾紙，他買得起嗎？今天大家有餐巾紙了，最起碼也是文明往前進了一步吧？

經濟的富強是中國30多年來各個層級的人大家共同努力的結果，我們今天面臨的問題就是如何讓中國社會更加文明，更加值得信賴。中國人的信譽在過去也不是特別好，前幾年國內連續發生食品安全事件，都成了外國人的笑柄，他們會說你們給自己的老百姓都賣這樣的東西，賣給我們的能好嗎？政府的官員也一樣，一定要以身作則。自從“八項規定”嚴格執行以后，整個官場作風確實要清廉了很多，這跟以前相比是一個很大變化。總之，談到我們國家的未來，我最關心的就是怎么樣讓這個民族不僅富有，而且真的是能夠挺直腰桿。

現在中國富人越來越多，您對富人移民是什么看法？

柳傳志：富人移民的這個事也得分開說，富人移民有兩種，一種就是完全因為權錢勾結搞腐化，他們跑到國外是畏懼法律的懲罰。還有一種就是靠勤勞致富的人，他可能是因為有一種不安全感，現在咱們國家強調依法治國特別好，但還需要一個過程，如果真的能夠完全做到依法治國的話，人們的不安全感就會消失。因行賄而治罪的大概有兩種人，一種是通過行賄以求獲取利益，另一種則是為了自己安全而不得不被迫行賄，所以當他財富積累到一定程度的時候，他就會移民了。我們當然希望富人們能夠在國內更好地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