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收回欠款，很多供應商開始委派專業的追債公司要錢，如果要到了錢，雙方再按照三七或四六的占比分成。

“有個追債公司為5000塊錢，天天給我打電話，每天至少打100遍，接通了就說一句話，你給還是不給。我的頭發四年內白了三分之一，起碼有一大半是因為接電話。”劉鵬說。

為了還賬，他沒有錢再去采購原材料了，原本打算年前上市的新產品也無法推出。一些追債的人粘上了他，如影隨形地跟著，導致他連工廠的車間也不敢去了。

發工資日、交房租日、信用卡還款日、房貸還款日、高利貸還款日，還有那些隨時隨地打進來的要債電話，像是一座座山壓在劉鵬的頭上，壓得他喘不過氣來，“具體還錢的日子都不敢細想，怕自己想不通做傻事。”劉鵬說。

面對這樣的情況，有人建議劉鵬向銀行貸款，有人建議他“走為上策”。

“100萬?我連100塊都貸不來。”劉鵬說，銀行到了年底貸款只會越來越緊，就算再松，錢也到不了像他這樣的小企業主手上。

病急亂投醫，劉鵬試了好幾種融資方案，但都行不通。在深圳，滿大街都是小額信貸的廣告，這些貸款年利息不超過百分之十五，但最少要一個月才能辦理下來，而且最多只能借15萬元。“以我三個月的銀行流水賬來看，這點錢補信用卡的窟窿都不夠。”他說。

有人建議他跑路，但倉庫里還有四五百萬元的存貨，外加價值30多萬元的設備，“如果我真想跑，把它們變成現錢，連一百萬元都不一定拿得到。”他說。

“我有一個做輔料的供應商，是個五十多歲的老頭，最多時我欠過他五萬多塊錢，但每次他來，我一說沒錢，他就笑呵呵地說，沒事沒事，你手頭松點我再來。我跟他做了三四年生意，我沒錢時他也給我貨，現在只欠他三萬多塊錢。過年過節時，他還來我家看我、送我禮物，他自己有三個孩子，根本沒掙到什么錢，這么好的人，我能欠他的錢跑嗎?”劉鵬說。

據劉鵬回憶，今年的生意之所以這么難做，就在于所有人的手上，好像突然都沒錢了。“每人都十萬火急、火燒到眉毛了，好像今天不給錢，明天就要死了。”

劉鵬的妹夫在他的家鄉，是一家銀行的支行行長，妹妹是一名工程師，他曾想過向二人借錢以維系企業，但后來得知，夫妻二人勤儉省下的錢，都被用來購置第二套房產了，“他們都是工薪階層，害怕以后房價再漲，給孩子買不起房子。”劉鵬說。

他也曾想過找人合資入股，但一直沒有成功。“現在的人投資，錢一進來就想發財，但手機行業目前回報低、風險高，很多人都怕拿錢打了水漂。況且做企業，不是投入幾萬塊錢就行的，起碼要上百萬才夠。”

2012年的春節，對于劉鵬來說，注定是個難熬的關口。他表示，自己手中的企業哪怕再小，也是千辛萬苦拼搏出來的，就像是他最親密的孩子，和生命一樣重要。堅守下去未必會有希望，但徹底放手就將喪失一切，他會堅持到底。

山寨行業大洗牌

事實上，日薄西山的山寨手機已經很難撐過這個嚴冬。

據前瞻產業研究院資料，目前在深圳華強北，山寨手機中最低端的“三碼機”(直接偽造手機串碼的山寨手機)廠商，已由去年冬天的1600家降至約20家。

業內人士稱，山寨手機的提貨價正在暴跌，過去從廠家400元拿貨的手機，現在只要160元左右的低價就能收到，而最低端的原價150元款的山寨手機，目前出貨價為70-80元。

“由于山寨手機銷量不好，導致了上下游的傳導效應，現在傳統的山寨三碼機已經被市場拋棄，2012年將會有更多的五碼機(隱蔽性、欺騙性很高明的山寨手機)廠商倒掉。”他說。

他同時指出，山寨手機為了迎合市場需求，人為地將手機信號、音量等配置調高，甚至遠超過國家質量監督部門規定的制造標準，用這種方法生產出來的手機，會對消費者造成很大的輻射危害，因此，他認為山寨機“洗牌”未必是一件壞事。

“對于手機行業來說，2011年是一個大轉折的年份，由功能機向智能機轉型、由2G向3G網絡過渡，電商以及運營商渠道對傳統零售渠道的沖擊，都在加速這一變革的速度，也對山寨行業造成了致命的打擊。在這樣的市場形勢下，一些傳統的2G品牌手機廠商，也面臨著轉型困難、庫存壓力大等危機，預計必然會造成持續的連鎖反應。”他說。

深圳市資深產業觀察人士潘九堂對此表示，山寨手機的沒落，原因在于手機市場飽和度過強，甚至供過于求，在毛利潤不斷下挫的情況下，大多數企業將會被市場淘汰。

華強北電子市場價格指數有限公司總經理程一木則指出，山寨手機只是華強北的一個微小的縮影，事實上，在這里聚集著一個龐大的制造業服務體系，并為中國電子產業提供了一個能夠進行自主創新的產業配套環境。“深圳能夠誕生像華為、中興這樣的企業，正是根植于這樣的產業環境，這也是華強北真正的驕傲所在。”他說。

如何沖破“山寨”這座山，創建自己的品牌，這才是山寨企業的真正出路。在全國產業升級轉型的浪潮中，唯有獨立品牌，才有長遠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