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4日，中央電視臺評選出了CCTV 2012年度法治人物。不可否認這是一群人格高尚的人，不愧為優秀國民的驕傲、代表。但是跟我們的法治化進程有什么關系呢?中央電視臺的此等評選至少代表了一種聲音，代表了某種人的價值取向。從中也能看出，要推進中國的法治化到底有多難。難，已經不是秘密，關鍵是非常難!

依法治國是我國國策，國策被束之高閣，于是就有“重慶模式”的鬧劇。已經不記得是什么時候提出了法治化治理國家與社會的思路了，但是長時間以來，我們都陷入了“法制”的陷阱，有法律的制度，但是沒有依法律治國的執行力。

由此，我們能很好地解釋現在國內的腐敗與富人移民的現象了。

只有法制沒有法治的社會，腐敗的成本太低，往往可以通過行政的力量化險為夷，特別是在輿論被壟斷的情形下更是如此，信息的傳播只有一條通道。無法治也就很好地解釋了為什么那么多官員帶“病”提拔了。原來的信訪制度設計想部分地解決冤情難申的現象，但是勞教制度給信訪制度畫上了休止符。幸好有了社會化媒體的出現，信息傳播速度加快，影響力可以迅速擴大，某種程度上打破了壟斷，成為監督的腐敗的重要渠道。

沒有法治化的環境，也必將嚴重影響我國經濟的發展。可能現在還看不出來，但是從富人移民的現象就能看出一二。人家為什么移民啊?法治不彰，沒有安全感，這應該是移民的最直接動因吧。重慶的黑打著實讓很多人至今心有余悸，特別是一些有錢人。因此，如果在改革三十多年后，我們如果不能給先富起來的人足夠的保護，出走是遲早的事。富人的出走必然影響中國經濟的發展，甚至影響中國經濟的轉型。試想，沒有企業家的持續投資與投入，中國經濟可能轉型升級嗎?

無論是從現實的反腐敗還是從將來的經濟發展來說，法治是我們的必然選擇。沒有法治，反腐只是一句空話。沒有法治，富人必惶恐不安，百姓民不聊生。期待法治，任何時期都沒有這個時期顯得迫切。過去窮的叮當響的時候，大家都是為了一頓飽飯勞苦奔波，法治基本被淡忘!經濟快速發展的三十年，人們發家致富的迫切需求忽視了法治需求，經濟快速發展掩蓋了法治缺失暴露的問題。

但是，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之后，人們已經開始走向更加富裕的道路，法治的社會成為國民共同的追求，法治化才能使國民更有安全感。法治化的進步，遠遠比“新36條”更有威力，當自己的生命財產安全得到了切切實實保護的時候，老百姓才敢踏踏實實地投資，這不比更多的“新36條”更管用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