稅收法定原則與預決算公開一樣，是財政之基，更是立國之基。

3月4日，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新聞發布會上，記者質疑為何原油價格下跌、燃油稅上調?大會新聞發言人傅瑩指出，如果本次會議上，立法法修改獲得通過，凡是開證新稅，都要通過全國人大制定法律。總的目標是要在2020年之前，全面落實稅收法定原則。

2014年8月和12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兩次審議立法法修正案草案，本次大會將是草案的三審，如果通過，人大收回稅收立法權，稅收法定原則是題中應有之意，也是稅收程序正義的基礎，一百個征稅的正當理由也抵不住一句程序不正義的質問。

混亂的時代總是伴隨著混亂的稅制稅法，法國中世紀為了填補國王的債務黑洞，長期采用包稅制、賣官制、武力驅逐債權人等方式，缺乏約束導致權貴負債越來越嚴重，也就相當于政府負債越來越沉重。英國也經歷了血腥而野蠻的中世紀，但英國制度之所以受到很多人稱道，就因為幾百年的歷史是一部務實的、稅收法定的歷史。

我國現行的18種稅中，只有個人所得稅、企業所得稅和車船稅等3種稅是由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法律開征，其他15種稅都是國務院制定暫行條例開征的，其收入占稅收總收入的70%。上世紀80年代百廢待興，經濟體制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不可能等待一個個法律成熟之后正式修訂，因此，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于1984年和1985年作出了兩次授權國務院立法，“條例”或“暫行條例”成了大多數稅收的征收依據，一些“暫行條例”已經“暫行”了近20年。

在上述稅收體制的基礎上，中國出現了地區競爭的經濟快速發展體制，張五常先生稱贊中國“地區間經濟競爭造就奇跡”，就是這一特定歷史階段的產物。此后負面影響越來越大，競優變成競劣，民眾合法財產權遭受無端分割，環境治理成本越來越高，無法形成全國大一統的市場，各地區比較優勢無法突顯，趨向于同質化、劣質化競爭，上百個金融中心、科技中心，不過是同質競爭泛起的小浪花。

恢復稅收法定原則是歷史的要求，刻不容緩。據有關部門統計，我國已出臺實施的區域稅收優惠政策約50項，幾乎囊括了全國所有省份。有意思的是，上周有企業家與政府官員表示取消稅收優惠的巨大擔憂，資金會逐漸撤走，當地經濟陷入泥潭，一旦造成大面積失業將有不可測風險。稅收法定原則與稅收鼓勵原則難道是針尖對麥芒?

不是危言聳聽，有些企業已經開始撤資應對。2014年12月9日，國務院發布《關于清理規范稅收等優惠政策的通知》，要求全面清理規范稅收等優惠政策，凡違法違規或影響公平競爭的政策，都要納入清理規范的范圍，既要規范稅收、非稅等收入優惠政策，又要規范與企業繳納稅收或非稅收入掛鉤的財政支出優惠政策。各地專項清理情況應于2015年3月底前報送財政部，由財政部匯總報國務院。

而在本次兩會上，又有代表委員提出了稅收鼓勵政策。如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北京銀行董事長閆冰竹建議，對消費金融公司的小額貸款實行稅收優惠政策;戴碧蓉代表建議，運用稅收優惠政策助推更多殘疾人就業;全國政協委員、深圳證券交易所原理事長陳東征建議完善私募基金稅收政策。其他對于小微企業的稅收優惠等建議不絕于耳。

發達國家也有針對中小企業、養老保障投資的稅收優惠，中國是否要全部取消?這樣的理解過于片面，程序正義不等于一刀切，權利全部上收。優惠政策由部委頒布，還是有立法權的地方頒布，必須通過立法程序規范，地方制訂稅收優惠必須通過地方人大授權。有法律根據的優惠，比領導一拍腦袋胡亂優惠要好得多。

程序正義是實質正義的起點，人大收回稅收立法權，納稅人轉而會擔心人大的專業素質、人大的構成等等，但無論如何，有了法定稅收才談得上依法治國，談得上其他政治經濟改革。

稅收法定，劃定財產權邊界是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