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高管的高薪并不是那么理所當然，尤其是在涉及壟斷和再分配性收益的行業。比如金融危機時華爾街高管的高薪就飽受非議，因為金融危機被認為是華爾街造成的，在很多美國人的財富毀于一旦時，高管們還可以拿高薪搭直升機度假，顯然容易激起公憤。在中國，茅臺這樣的國企所有權在于國家，而國家的收益是用來服務于全社會的。高管們分得越多，企業內部耗費越大，能歸于國家用于提高社會福利的部分就越少，這怎么能不引發關注呢?

貴州茅臺的此次“任性”增設高管，惹來了市場上的頗多爭議。貴州茅臺證券部人士坦言，突然增設5名副總經理并無任何特別原因，是為公司未來長期打算做的決定。還稱，在限制“三公消費”后，公司主營業務高檔酒的銷售空間日益狹窄，因此公司將開發新的茅臺酒產品，新增的三位男性高管就是主要負責該項新產品的銷售。根據《第一財經日報》的報道，一位不愿具名的業內人士表示，這有可能與從前的隱性收入有關，“比如從前茅臺酒緊俏的時候，企業高管可以通過‘批條子’實現隱性收入，但隨著八項規定出臺和落實，很多隱性收入不再，高管的陽光薪酬也相應的需要增加彌補，不然茅臺高管的實際收入銳減可能會影響他們工作的積極性。”

從這里也可以看到政治環境對企業的影響和高管收入的不規范問題。在企業需要高管付出更多的精力應對政治環境的不確定性的條件下，耗費在這方面的資源確實也會更多。另外根據邁克爾詹森的“內部人控制”理論，當高管掌握著較大的資源和決策權時，委托代理問題也會浮出水面，比如高管的隱性收入問題就是如此，如果存在合適的規范制度，這部分收入實質上是可以部分地被國家實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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