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五大電力集團中介入核電最深、唯一擁有核電開發控股資質的中電投集團，以及華能、大唐和國電三家不具備核電開發控股資質而試圖通過走參股路徑進入核電領域的發電集團，也是核電重啟的受益者。

核電安全再考量

中國核電的高速發展態勢，在世界核電發展歷史上可稱史無前例。但中國的核安全水平和監管能力足夠支撐這樣快的發展嗎?

中科院院士何祚庥曾在多種場合反對“核電大躍進”，并數次炮轟彭澤核電項目，他指出，在未解決熱污染和后期廢料處理技術前，內陸不應建核電站。

核電專家馮毅則認為，核電的危險被放大了。他指出，福島核事故后，政府組織核安全、地震、海洋等方面專家對全國所有運行、在建、待檢的核電機組進行了綜合檢查，檢查結果是風險可控，安全受保障。他強調，中國發展核電具有后發優勢：“福島核電站已經到了運行40年的周期，但我國的核電站投入運行都是上世紀90年代之后，建設標準是最嚴格的，采用的技術都是國際上最先進的。從核電起步到現在，中國未發生過一起因輻射致死或導致致命疾病的事件，這都證明了核電的安全。”

至于核電廢料處理，馮毅指出，中低水平放射性廢物采取的是拉到西北、華南地區的廢物庫進行處置的方法，而高水平放射性廢物目前采取的是通過中間儲存池進行冷卻處理的方法。發展核能最重要的是做好高水平放射性廢物的處理，但是如何運行、關閉處置庫，如何評價在一萬年乃至百萬年尺度下處置系統的安全性能，依然是尚待解決的工程技術難題。

除了核安全，中國核電行業還有太多問題要解決。中國工程院院士杜祥琬曾在“中國科學和人文論壇”上這樣總結我國發展核電面臨的挑戰：“基礎研究比較薄弱，技術儲備不足，對核電長遠發展目標和路線圖的論證還不夠深入，全產業鏈各個環節的發展沒有協調配套，法制建設和管理體制有待改進完善。”

除了有待攻關的技術問題，政府的核安全監管體制也處于職責交叉和劃分不清，管理效率低下的狀況。2008年國務院大部制改革之后，行業的政府主管部門分為兩家：一是國家發改委管理的國家能源局，負責核電管理職能;另一個為工信部管理的國防科工局，負責除核電外的核燃料循環和核事故應急。日本核事故后，又增加了新的職能部門管理核電：環保部國家核安全局的一個司拆分為三個司，國家能源局增設核電司。

在這樣的體制架構下，中國的核行業發展主管部門能保證產業發展的速度和規模，但缺乏有效監管能力。美國自然資源保護委員會(NRDC)中國核安全項目研究員李晶晶指出，日本福島核事故的一大教訓，就是國家核監管機構的獨立性。她的建議是將核安全監管職責從環保部中剝離，建立類似于國家電力監管委員會的獨立于政府主管部門的監管機構，以此保證核安全監管體系的獨立性、專業性、權威性和有效性。

發改委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員則表示，國家高度重視核電的安全問題，目前的體制架構可以對核電行業進行盡職、充分的管理、監督。

1500億的大市場

福島危機后，國內核電發展政策調整，在這樣的壓力下，核電設備企業新增訂單急劇下滑，有的企業國內訂單甚至為零，A股市場核電板塊自那時起全線重挫。核電項目的重新開閘對于核電設備企業可謂重大利好。業內估計，至2020年，核電行業中設備投資約1500億元，如果設備國產化率達到60%～70%，那么中國核電設備制造企業將面臨超千億元的巨大蛋糕。除設備市場，核電站建成后，設備的維修、檢修都需要各種服務，這都為國內的廠商提供了發展機會。

據悉，6月以來，核電設備廠商又重新活躍了起來。越來越多嗅覺敏銳的浙江民企已經發現了核電行業的商機，開始為相關項目生產技術壁壘相對較低的核電輔助設備，如閥門、風機、承壓容器等。

對于國內廠商來說，壞消息是全球核電裝備的產能存在過剩現象，國內核電市場面臨的不僅僅是國內企業的競爭，還有國外巨頭的全面進入。核電業內人士表示，由于核電設備研究、制造水平遠落后于發達國家，許多高附加值的核心設備如數字化儀控系統等仍依賴進口。尤其在目前國務院提出的“最先進技術和最嚴格標準”的指導思想下，核電設備的國有化率可能依然維持在原有水平。同時，核電項目的招標都有系列化的趨勢，招標的項目都是一系列的產品，所以，兼有核電研發、設計、服務等完整產業鏈的企業才會趕上這一波核電發展的浪潮。

和其他央企老大哥相比，中國的核電產業有著更濃的計劃經濟痕跡。英國《金融時報》在近日撰文提醒，試圖分享中國核電蛋糕的投資者應該謹慎，對于中國核電來說，最大的風險是透明度。長期以來，核電產業受到政府高度管制的特殊性，行業發展處于壟斷狀態，市場化程度不夠高。這也使得投資者面對這一誘人的市場有些望而卻步。

但無論如何，中國核電重啟的步伐即將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