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關系持續緊張敏感，隨著釣魚島問題的長期僵局，中日經濟關系也顯得十分微妙。

近日，日本貿易振興機構(JETRO)發布統計數據顯示，2013年上半年日本對東南亞投資同比猛增55%，達到102.9億美元，而對華投資則下降31%，僅有49.3億美元。日本海外投資重點向東南亞轉移的趨勢似乎愈加明朗。

海外投資轉向出于經濟考慮

日本在東南亞的投資主要集中在基礎設施、金融業和制造業三個方面。日本在這幾個方面取得了不少成績。今年5月由日本工程企業組成的一個財團贏得了在雅加達建設地鐵系統的合同;今年6月，三菱UFJ金融集團提出收購泰國大城銀行多數股權。這些投資已經給日本帶來巨大的利益，僅在東南亞金融市場 ，日本銀行就獲得了118億美元的貿易金融收益;不久前日本鈴木宣布將投資600億日元在印尼新建一家汽車廠。

由此可見，日本的投資轉向主要還是出于經濟考慮。首先日本需要廉價的勞動力和原料保證投資收益的最大化。近年來，中國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原料價格迅速上漲，相比之下，大多數東南亞國家，尤其是越南、老撾、緬甸、柬埔寨、印尼等經濟相對落后國家人工成本較低，從而成為日本制造業的外移目的地。

與此同時，日本需要多元化的投資布局來分散風險。2008年開始的全球金融危機使歐美經濟遭受重創，以歐美為主要出口市場的新興經濟體均受到影響，中國經濟增速亦有所放緩。因此，日本將部分投資轉向同樣距離很近的東南亞，實際是一種對沖策略，避免把雞蛋放在中國這一個籃子里所帶來的風險。

此外，日本需要一個制造業中心來支撐其亞洲生產網絡。日本對外經濟的戰略是在亞洲打造生產基地和網絡，將產品出口到歐美及世界各地。東南亞處于地緣戰略要沖，既連接中國、印度兩大經濟體，又不會與日本形成競爭，自然成為日本亞洲生產網絡中心的最佳選擇。

在2011年7月的日本和東盟經濟部長及日本東盟工商聯合會會議上，雙方進一步探討制定10年戰略計劃，日本提出要促進東盟貿易和投資，將東盟建成可與中印媲美的全球制造業中心。

不可否認日本投資轉向還有戰略或者政治上的考慮，即以經濟關系為先導拉攏東南亞國家，制衡中國，甚至企圖打造“對華包圍圈”。這在安倍重新上臺后體現得尤為明顯。此外，釣魚島問題等中日政治關系對日本投資者，尤其是中小企業的心理造成了一定的影響。

日本政府主導投資轉向

為給在東南亞投資鋪路，日本采取了“政府撐腰”和“因國制宜”兩大對策，并在具體投資實踐中將二者有機地結合起來。

所謂“政府撐腰”，即日本政府將推動投資作為東南亞外交要務之一，通過多邊、雙邊合作，為投資開路，力促東南亞國家為日企創造有利條件。安倍選擇東南亞作為首訪地，并在不到十個月的時間里三次訪問東南亞，幾乎踏遍所有國家，副首相麻生太郎也到訪緬甸。每次訪問，安倍等人都將經濟關系作為最優先課題，且均有龐大的產業界代表團隨行。如今年5月安倍訪緬時，有40家日本主要企業代表同往。

此外，日本政府還利用政府發展援助(ODA)鼓勵企業轉向東南亞發展。比如，日本動用數十億美元的ODA資金支持日本企業參與的項目，包括越南和緬甸的工業園區、柬埔寨的鐵路以及老撾的機場。此外，日本政府還幫助日本企業在緬甸、越南和印尼等國家尋找當地的合作伙伴。

所謂“因國制宜”，指的是日本政府和企業針對經濟發展水平各異的東南亞國家有不同定位，投資推進工作各有側重。

新加坡是東南亞的經濟和金融中心，也是許多日企在東南亞的地區總部所在。日本充分利用這一點，日本央行與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簽訂了一項跨境擔保協議，允許銀行以日本政府債券為擔保品，從新加坡金管局籌集新元資金。這樣一來，就為日本企業在東南亞的業務獲得了本幣融資。

泰國和印尼是東南亞的發展程度中等的國家，但人口眾多、市場廣大，且與日本長期保持密切的經濟合作關系，投資環境對日企十分有利。日本在這些國家投資的重點是汽車等龍頭產業，僅在最近一年，豐田、本田和日產等主要日本車企在兩國投入重金新設或擴大工廠，急速擴大產能。同時，日本政府積極與兩國合作，計劃助其改善交通等基礎設施，為日企投資創造更好條件。

緬甸是東南亞較不發達國家，2011年開始政府的“軍轉民”進程，剛剛打開國門。但因其資源豐富、人口眾多，日本將緬甸視為東南亞最具潛力的投資市場，極為重視。為了盡快為日企投資營造較好的環境，日本千方百計拉攏緬甸，施加影響：一方面幫助緬甸整備投資法律體系，如新《外國投資法》的出臺;另一方面大力對緬援助，興建和改善基礎設施，僅2013年，日本承諾對緬政府援助將近2000億日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