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北京市衛生局告訴各家醫院，抗生素使用情況在內的四項指標將被納入2012年醫院評審申報的先決條件，“未達標并在規定期限內未達整改要求，將被取消當年評審申報資格，醫院自行下降一個等級”。

在上海，圍剿抗生素甚至變成了全民總動員。在地鐵、公交車的移動電視和全市3.2萬平米的商業寫字樓LED廣告屏上，抗生素知識的公益宣傳片不斷地滾動播放。

上海的五千多個居委會和二千多個“健康單位”評選的試點單位，被要求至少舉辦2場專門的抗生素知識講座。而借助此前組織的9000多個市民健康自我管理小組，上海市還動員了其余26萬名市民參加了相關的健康教育。

“我們正依靠社區力量的參與機制，發動志愿者進行全民宣傳。”上海市衛生局健康促進處處長李光耀告說。

“我們專門撥出六百多萬的經費，做了七百多萬份合理使用抗生素的宣傳品，確保在12月中旬前發到每家每戶。”李光耀說。為了保證效果，上海甚至進行了同步的跟蹤評估工作，“確保市民的抗生素知識得到正確的改變。”

“吊瓶大國”遺毒

衛生部之所以鐵腕整治抗生素，源于一個公眾普知的事實——中國已成濫用抗生素最嚴重的國家之一，一度被譽為“吊瓶大國”。

衛生部合理用藥專家委員會委員肖永紅教授曾做過的調查結果現在已廣為人知：中國抗生素人均年消費量在138克左右，是美國人的10倍。

超時、超量、不對癥使用或未嚴格規范使用的抗生素濫用行為，已成系統性問題。

“在許多醫院，抗生素使用率甚至高達95%以上，連內科都能達到70%-80%。而美國只有40%多，抗生素使用率最低的北歐，甚至只有20%。”中華醫學會行為醫學會主任委員楊志寅說。

只顧利益而缺乏社會責任感的醫生甚至顛倒了用藥的順序。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教授姚嵐舉例說，許多治療本應先使用最低廉的青霉素，但現在有些醫生一開始就選擇使用高端抗生素，導致低端藥物徹底喪失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