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圖亞特·霍爾1932年生于牙買加，英國社會學教授、文化理論家、媒體理論家、文化研究批評家、思想家。1951年獲得羅氏獎學金到英國牛津大學學習。斯圖亞特·霍爾被認為是當代文化研究之父，他開啟了學術(shù)工作政治化的先河。《理解霍爾》一書，作者則干脆說：“斯圖亞特·霍爾的名字就是文化研究的同義詞”。他曾任英國伯明翰大學的“當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erforContemporaryCulturalStudies，簡稱CCCS)主任，《新左評論》第一任主編。1979-1997年任英國開放大學社會學系教授。1997年榮休后，霍爾任英國拉尼美德委員會委員;任兩個流散文化團體“署名”和“國際視覺藝術(shù)中心”的主席，兩個文化組織所屬的“來靈屯國際視覺藝術(shù)博物館”于2007年10月3日在倫敦隆重開業(yè)。霍爾主張“文化平等、種族公正”。對于出任《新左評論》主編的歷史，霍爾也曾有過詳細的回憶，“1956年動亂的結(jié)果就是兩本期刊——《大學與左翼評論》與《新理性者》——的公開出版，1960年，這兩個期刊合二為一，構(gòu)成了“最初的”《新左評論》。”

“第1期《大學與左翼評論》出版于1957年春，它有四位主編：拉爾夫·薩繆爾、加布里埃爾·皮爾森、查爾斯·泰勒和我，前兩位在匈牙利事件之后退出了共產(chǎn)黨，而我和泰勒則代表‘獨立派’。”“新左翼也從《新理性者》所代表的另一個傳統(tǒng)中吸取了許多相當重要但又非常不同的資源。這一流派是在英國共產(chǎn)黨和人民陣線政治中形成的。一些‘理性者’——愛德華·湯普森、約翰·薩維爾、羅德尼·希爾頓、克里斯多夫·希爾、維克多·基爾南、霍布斯鮑姆——都是這一獨特陣營、即共產(chǎn)黨歷史學家小組中的一員。霍爾認為，當時有很多人更合適擔任1960年第一期《新左評論》的主編，如湯普森和其他學者，但他們都不愿出任主編，“我就魯莽地同意擔任《新左評論》的第一任主編，而約翰·薩維爾則擔任編委會主任。”《新左評論》第一篇社論的開頭與結(jié)尾都引用了莫里斯1885年7月在《大眾福利》上的一篇文章：“勞工運動并不處于起義階段。”霍爾補充了一句：“我們處在傳教階段。”1961年，霍爾辭去主編一職。對于所謂新左翼，霍爾有一個評價。

霍爾認為：“新左翼代表了兩個相關(guān)卻又存在差異的傳統(tǒng)的結(jié)合。第一個傳統(tǒng)，由于缺少一個更好的名字，我把它稱為共產(chǎn)主義的人道主義，主要以《新理性者》雜志和它的創(chuàng)始人約翰·薩維爾、愛德華·湯普森等為代表。第二種傳統(tǒng)最好被描述為一種獨立的社會主義傳統(tǒng)，它的核心力量主要是20世紀50年代的左翼學生，并與“政黨”機構(gòu)保持某種距離。1956年，在那些正統(tǒng)的瓦解中，正是來自這個階層的人首先創(chuàng)立了《大學與左翼評論》。我就來源于第二個傳統(tǒng)。”(《第一代新左翼的生平與時代》)霍爾提出了一種有關(guān)編碼與解碼的理論，認為受眾對媒介文化產(chǎn)品的解釋，與他們在社會結(jié)構(gòu)中的地位和立場相對應(yīng)。他提出三種假想的地位，即：以接受占統(tǒng)治地位的意識形態(tài)為特征的“主導—霸權(quán)的地位”，大體上按照占統(tǒng)治地位的意識形態(tài)進行解釋，但卻加以一定修正以使之有利于反映自身立場和利益的“協(xié)商的符碼”，以及與占統(tǒng)治地位的意識形態(tài)全然相反的“對抗的符碼”。

霍爾的研究成為在特定的社會文化語境中研究受眾接受行為的理論背景。此后，文化研究敞開了關(guān)于電視受眾主動性的研究的大門，一種新范式的受眾研究興起并迅速擴展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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