蚌埠完全滿足市場上那些想當然的新奇要求，邳州的老玉雕人們并不認可這種做法，但在市場上，他們又不得不倚靠它。雖然蚌埠在工藝水準上并不占優勢，但因為更靠近溫州、福建這些擁有大量民間資本的地方，它在生產鏈條上站到了邳州的上端。雖然邳州自己“跑老件”的有五六千人，被稱為邳州仿古玉器的“業務員”，但這個龐大的銷售隊伍的活動范圍并沒能突破各地良莠不齊的民間古玩市場。邳州仿古玉器最主要的外銷地點還是安徽蚌埠。

自由市場的發展對邳州玉雕業的另一個影響是，傳統制作業被完全瓦解了。所有的集體企業和社辦企業的技工，幾乎都辦起了自己的玉雕作坊。雖然市場有風險，但順應市場各種稀奇古怪的要求，總還能有微薄的生存空間，而且更自由，不用再將薪水分一部分給公家。市場的發展瓦解掉了傳統玉雕制造業，也瓦解掉了傳統的制作規則，但顯然，它并沒有給玉雕產業提供更好的出路。

彭元連家中和玉雕廠的院子里，堆放著各種庫存的玉器，佛像、一人多高的玉石對瓶等，除了一部分是他想留做收藏的精品，更多的是因為市場渠道不暢，沒能脫手的被迫庫存。數量之多甚至讓彭元連打算修一間玉雕博物館。但彭元連能承受這么多庫存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其中有相當一部分庫存來自社辦企業時期，“企業不賺什么錢”，但是盈虧也不需要他個體來承擔。自己辦玉石作坊后，他曾經試著像為外貿公司供貨那樣，做了4年的好料，但因為尋找買家的通路不暢，4年都沒賺錢。現在他的作坊也以加工岫玉為主。

年輕人

在邳州，玉雕業雖然聲名遠揚，但它并不算這個城市的支柱產業。李元說，邳州的主要產業是木業，還有銀杏等種植業。玉雕業雖然歷史不短，但一直沒有行業發展的機會。大資本看不上這里，依靠產業的自身循環積累資金，也寥寥無幾。只有年輕人的闖勁是這個行業能出現一點變數的可能。

彭元連曾經是這個行業的闖將。他最引以為自豪的經歷是上世紀80年代，當邳州工藝美術品公司經營陷入困境時，恰逢玉器市場迎來了一波好行情。公司的一把手來到他家中，兩個人掂量能不能把工藝美術品公司拆分成三家，其中一家辦成玉雕廠。彭元連回憶說：“我說這事能干。一把手想先買兩臺機器試試，但我去訂貨的時候，一口氣就要了10臺。當時機器也是計劃供應，沒有那么多存貨，最后給了我8臺機器。3600元/臺，在當時是筆巨款。”

在那個年代，彭元連以青年人的敏銳和膽量，抓住了市場對玉雕產量有大量需求的機會。20年之后，新一代的年輕人則需要順應市場對玉雕品性新奇的需要。彭元連的家中還留存著一些仿古玉雕早期階段的精品，尤其是客廳沙發邊的兩座商馬，四蹄踏地，微昂著頭，造型樸拙。材質用的是遼寧黃玉中的一種礦外料，也就是在河道邊的玉石，雖然比不上河道中的黃玉珍貴，色澤也不是純黃，而是泛青綠色，但在玉材緊缺的今天，也算是好玉石。

趙軍做的漢代梳妝臺和玉凳，卻加入了新的技巧。趙軍的師傅曾經在彭元連的玉雕廠里干過活，因此趙軍屬于邳州玉雕業的第三代從業者。李元表示，在進入這個行業以前，趙軍曾經學過木匠。他做的那套漢代玉器是將所有部件分步做好，再用AB膠進行組裝和粘合。這是木匠的常用工藝，不但省事，還可以解決現在玉石材料短缺的問題。

但在老一代的玉雕人看來，做出這個決定并不容易。不僅僅是技藝手法的更新，資本的冒險也在加碼。首先是玉材的挑戰。李元從2000年之后就放棄了玉雕，轉做玉材生意，因為“制作行業太辛苦，管理工人費事，利潤也薄”。而作為制作源頭的玉材越來越緊俏，即便是便宜的青海玉，價格也比三四年前翻了約10倍。“以前100元/公斤的玉石，現在已經漲到1000元/公斤。”而趙軍制作的玉凳，確實用的是好材料。“是遼寧新坑黃料，算近10年來最好的料，雖然是用組裝的方式，但梳妝臺和玉凳各個部件的基本尺寸都很大，梳妝臺至少有45厘米高、55厘米寬，整套玉器光材料費都要近百萬。這種大件玉器如果砸在手里，就要傾家蕩產的。”李元說。

制作大件玉器的第二個挑戰是技工。還留在邳州玉雕行業中的成熟技工并不多。因為入行門檻低，稍微成熟一點的工人，要不就自己開作坊當小老板，要不就被強大的外地資本挖走。李元說，近10年是玉器行業發展最快的10年，但廣東、蘇州等地借著雄厚的資本，成為現代玉器的高端制作基地，不僅壟斷了好的玉材，還高薪挖走工人。“在廣東，一個畫盒子的工人，月薪可以達到幾萬元。”彭元連說。甚至新疆的玉礦主也加入了對技工的爭奪。“新疆那邊的玉礦主來這里招人，開的條件是一去就先給你10萬元。”最后留在邳州玉雕行業的，都是些十幾二十歲的小孩。他們不如前幾代玉雕工人能吃苦，對玉雕的技藝和文化更是知之甚少。“我們就是帶著他們玩玩。”彭元連說。為了應對人才困境，他還去河南鎮坪招人，那是另一個農民玉雕產業的重地。“一車拉回五六十人，真正能用的不到10個。”他還留著好幾個被學徒們雕壞的玉器，本來一塊還不錯的黃玉，被學徒打磨時鉆穿了。這些都是玉器作坊主要承擔的損失。

所有的挑戰歸根結底還是資本。這個行業幾乎得不到什么政府的支持。雖然從業者眾多，但因為作坊式經營很小，一家每年的營業額能上百萬元已經算是行業中的中上階層。政府收不到多少稅，也談不上什么扶持。李元記得，邳州玉雕業多年來最大的資本動向就是修建了一座玉石城，容納了400多家有正規柜臺的商家。但這個項目也是浙江投資商本來為興建木業城投資的，后來項目失敗，才轉為了玉器城。行業中各個作坊主的沉浮，還是依靠民間資源的自生自滅。有膽量的年輕人要想做大件玉器，最常見的資金來源就是高利貸，但如果一旦大件玉器不能迅速脫手，就會出現可怕的資金黑洞。“邳州城內因為無法還貸而跑路的年輕人已經有好幾個了。”李元說。

因此，雖然所有人都說這套天價玉器是臆想的贗品，從傳統玉文化角度看不具備價值，但趙軍在資本上孤注一擲的勇氣還是讓同行們佩服。李維翰表示，仿古玉器分為精仿、高仿、仿做、一般仿(也包括臆造)，這套“天價漢代玉凳”算是最低等級的仿品。“現在市場上就需要稀奇古怪的東西。趙軍膽子大，敢創新。”在采訪中，這是當地業內同行接近一致的評價。